张康之：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竞争文化
摘 要：人类为什么会在进入21世纪后陷入风险社会？无疑是因为工业社会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风险的系统性表现。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竞争行为是最大的社会风险生产机制。竞争行为是得到了竞争文化的支持和规范的，就竞争行为持续地生产风险而言，竞争文化于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文化深植于人心。因为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的时候，在竞争行为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倾其力于竞争之中。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都坚持用竞争思维去看问题和不计后果地开展竞争。其实，风险社会对我们提出的是告别竞争文化的要求，如果我们在此条件下能够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话，就会致力于合作文化的建构，并用以替代竞争文化。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而言，我们也应通过合作文化的建构去响应社会转型的要求。而且，也只有合作文化形塑出来的合作行动模式，才能为人类赢得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风险社会；竞争文化；合作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康之，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政哲学与文化研究。
工业社会，竞争、斗争、战争等把人们带入了对立和冲突之中。即使这些对立和冲突没有以行动的形式出现，也在人们的心理上以怨恨的形式存在着。舍勒认为：“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将事情颠倒了。正如一切感到生活在压抑的思想那样，现代世界观谋求贬抑，竭力像理解死物那样去理解所有的活物，把生命干脆理解为一种机械的世界进程中的偶然事变，把生命组织理解为对一种凝固了的死的环境的偶然适应：像理解眼镜、铲子、工具一样理解眼睛、人手和器官！机械文明只是相凝滞的生命活动的一个结果，因而是代替缺少的器官生成的代用品。毫不奇怪，在机械文明中，现代世界观反过来只盯着生命活动的发展、延续、胜利，只在其无限的‘进步’中看到一切生命活动的真正‘目标’，只在计算型理智的无限的培训中看到生命的‘意义’。”或者说，在认识中所看到的，在思维中观照和想象的，都是静止的实体。器官中所包含的生机、生命力并未得到考虑，生命被等同于肌体，而肌体又被进一步地与机械之间画上了等号。因而，一个生命体也就等同于一架机器。即使群体，也无非被看作由许多机器组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机器矩阵。这些机器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构成了机器矩阵，都从属于共同的机械法则，即在力学定律可以对其加以理解的范畴中。这就是“有用价值”在价值排序中的优先地位所形塑出来的世界，即代表了工业文明的世界。
舍勒认为，正是“有用价值”成了“错误的世界观的根基”。但是，舍勒也强调指出：“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人不应该制造什么工具，文明只是个‘过错’。作为生物学意义上最坚强的动物，人必须创造文明；只要高贵的力量能靠属下的力量以及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提供的效力而减轻负担，就应该创造文明。但这是被限定在一个界线之内，即工具为生命、为伟大的生命服务。”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伟大的工业文明是应当得到赞赏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明得益于竞争，因为人们的竞争赋予社会发展以无限的活力，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使经济变得繁荣，使社会变得昌盛。其实，竞争文化也就是工业文明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者说，工业文明是可以归结为竞争文化的。在竞争中，人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对手”要么是“工具”，反映在竞争文化中，就是“有用价值”。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工业文明并不是人类的终极文明形态，哪怕是不断地宣称发现了工业社会的新版本，也必将最终不得不承认工业社会已经走到了终点。事实上，当我们唱着工业文明凯旋颂歌的时候，却一只脚踏入了风险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工业文明中的竞争文化，无限地张扬了“有用价值”和“工具理性”，从而把人类领进了风险社会。显而易见，在一切都被作为工具对待和从属于“有用价值”的时候，人们就会不关心行为的后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制造出了社会风险，并使风险积累了起来，形成了风险社会。所以，我们同意舍勒对工业文明所作出的分析。
今天，我们处在风险社会中，它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正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把我们领进了风险社会之中。或者说，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显然，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当人们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开展竞争的时候，在人们享用着工业文明成就而发出了欢声笑语的时候，整个人类却不知不觉地步入了风险社会。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后面，风险的现实威胁着、增长着，根本不管社会的和国家的区别。在独立的围墙后面，危险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人们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免除社会风险的危害。这与工业社会中的那种让每一个人都分享发展成果的梦想是不同的。当然，梦想是一种乌托邦。但是，如果提出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即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那么，让每一个人都为了这种追求而去努力行动，则应当被作为一条无可选择的道路。风险社会的现实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就是，只有共同直面风险，才能寻求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是因为，“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生成一种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会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或者说，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
对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它所拥有的是一种竞争文化。对于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风险社会来说，竞争是促使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也许从人类社会生成的那一刻起，就有了竞争行为。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存在着“物竞天择”。如果把视线聚焦到人类社会的话，所谓“物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的生物性存在需求在生活资料稀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竞争。当然，根据人类学的描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在原始社会，部落内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意味着没有竞争，但在部落或氏族之间，肯定有着竞争。这种竞争应当被看作行为意义上的竞争，并不意味着有一种竞争文化与之相伴。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行为是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都普遍存在的，而且绵延长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强的。
竞争文化的出现应当说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因为个体的人的生成而使竞争行为向心理结构的层面沉积，并逐渐生成了竞争文化。总之，竞争行为是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但就竞争文化而言，则是工业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类型。正是因为工业社会拥有了竞争文化，才对市场经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才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就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处不存在着竞争，包括人的思维以及处世态度等所有的方面，都贯穿着竞争。竞争本身就构成了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甚至人们在闲暇游戏的时候，也会采用竞争的形式。比如，会通过体育比赛等游戏的方式去培育人的竞争精神，训练人的竞争能力。人们在对这些游戏的观赏中，甚至会感受和体验到竞争之美，会陷入某种疯狂（如足球流氓）。竞争让人发狂，让人时时处在争强好胜的冲动之中。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竞争文化具有积极的价值。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创造出来的辉煌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竞争行为的，而竞争行为正是根源于竞争文化的行为。但是，从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后果来看，又是不能对竞争文化作出积极评价的。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遭遇了风险社会的时候，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所看到的，则是那个引导人们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竞争文化把人类也领进了风险社会，让人类承受着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
如果说风险社会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对工业社会加以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包含着否定和扬弃与工业社会相伴随的竞争文化的内容。可以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需要终结竞争思维和竞争行为习惯。因为，所有体现了竞争文化的行为，都在风险社会中继续制造风险，会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比如，在人类已经处在风险社会中的时候，是需要通过合作去应对风险的。然而，我们却看到，由于受到竞争文化的支配，西方一些国家习惯于根据竞争思维去开展行动，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挑起竞争。即便是在2020年的全球大瘟疫流行期间，美国无论是对它的传统盟友还是对抗“疫”行动无比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都进行卫生资源的争夺，根本不愿意在抗“疫”行动中去开展合作。这就是竞争文化支配下的行动。在风险社会中，这种行动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竞争文化的适用性是有条件的，其功能实现也是有条件的。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能够发挥正向功能，而且，竞争可以使人在行动上变得更为理性。所以，总体来看，工业社会在竞争文化和竞争行为中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发展成果。但是，当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竞争的积极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反而成为风险社会的最大风险源。我们知道，风险社会中的社会风险并不是可以逃避的，也不是可以施加于他人和转嫁给他人的，而是显现出一种所有人平等地被动承受的状况。也许危机事件与不同的人群或地域的关联度是有差异的，但风险则是相对于所有人都公平的，是人们必须平等地加以承受的。但是，人们因为带着竞争思维而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便认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和接受。
我们看到，在2020年发生的一场被称为“新冠肺炎”的瘟疫在中国初发之时，美国以及许多西方新闻媒体都显得无比兴奋，似乎要弹冠相庆；从自媒体的表现来看，也能够证明公众似乎带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旁观；至于政治家们，则试图利用这场瘟疫获得战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机会。这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断言这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瘟疫，规劝西方国家充分掌握和利用好中国“抗疫”为人类赢得的宝贵时间，他们似乎是听到了莫大的“笑话”。后来的疫情发展证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应对国内的疫情，而是努力去转移公众的视线，试图用“甩锅”的方式去赢得民意，以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选票。随着西方国家陷入了疫情危机的状态，中国社会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伸出援手。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客们却污称：中国是利用这场疫情搞“政治宣传”。这就是竞争文化所形塑出来的行为模式，它完全突破了人类最为基本的道德底线。即便是在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难之中的时候，也会把援助者当作竞争对手和敌人，加以警惕地审视着。即使普通民众，由于是在竞争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也对政客们的如此行为习以为常，甚至带着无比欣赏的眼光去看这种政治上的丑恶表演，成为这种丑恶做法的响应者和追随者。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把人形塑成了竞争者而不再是有着人的本性的人。
对于竞争文化在工业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是给予积极评价的。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地域中都存在着竞争行为，但就竞争文化而言，则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美国，拥有着最具代表性、最为典型的竞争文化。在同为工业社会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存在着竞争行为，却很难说得到了竞争文化的支持。或者说，这些地区的竞争文化并未完全成长起来，即发育不健全。竞争文化既是竞争行为的心理积淀和精神凝练，也反过来对竞争行为作出规范，从而使竞争行为更多地发挥正向功能。一般说来，拥有竞争文化的地区，也都注重在其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去对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出诸多规范竞争行为的规则。当然，在西方法律制度得到了传播和移植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文明，但就竞争文化来看，往往并未实现成功的移植。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竞争行为往往得不到竞争文化的规范，单凭制度规则等，往往很难发挥出规范效力。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竞争行为总是显现出诸多负向功能。所以，如果人类社会处在工业社会这个发展阶段中的话，确立起竞争文化是非常积极的。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以风险社会的形式给予了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去考虑竞争文化与社会风险间的相关性，即必须去考虑竞争文化在风险社会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及竞争行为在风险社会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总的说来，从工业社会的发展看，竞争文化及其行为模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竞争，社会获得了活力；也正是因为竞争，社会被赋予自由秩序。可以说，在工业社会取得的所有辉煌成就中，都有着竞争的一份贡献。但是，工业社会在取得了伟大的文明成就的同时，却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阶级、工业和市场社会问题与风险社会之间的相互重叠和竞争中，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都能取得胜利，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需求的具体性压制着对风险的感知，但这仅仅是对风险的感知而不是其实质和影响；被否认的风险增长得异常迅速和完全……财富生产的逻辑和冲突的优势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的社会不可见性，并不是其非现实性的证据；相反，它是风险社会的原动力，因此也是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证据。”社会中的贫富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等每时每刻地都生产着风险，而贫富对立、人际关系紧张又是竞争的结果，或者说，是可以归结为竞争的。竞争是工业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竞争导致了社会分化，使人们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在人们之间培育、积累了怨恨，并在怨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再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引爆怨恨的火种，还会通过竞争的方式去表达怨恨、诠释怨恨。正是这样，风险不断地积累了起来。另一方面，竞争还是一种社会矛盾转嫁的途径，即把社会矛盾转嫁给自然界，任由风险在自然界中积累起来，并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回射到社会之中。所以，在历史向前行进的社会嬗递中，风险社会取代了工业社会的那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状态。
贝克在论述风险社会时，是将风险社会定义为“全球风险社会”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这个风险社会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的确，在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情况下，全球已经联为一体，几乎一切地域性的风险都会演化为全球性的风险。也许我们可以说某个风险是最先出现在某个地区的，然后扩散到了全球，但就风险产生的根源而言，则是无法判定哪个地区存在着风险源的。因为，不仅风险是系统性的，而且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是系统性的。我们需要把风险与危机事件区分开来，危机事件是个案，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必须在系统性的意义上加以认识。
就风险社会中的一切风险都应在系统性的意义上加以认识而言，也就意味着任何风险应对都应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只有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由于竞争文化根深蒂固地深植于人们的心灵，以至于在需要合作应对风险的时候，却处处存在着竞争。特别是国家间的竞争，成了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总根源。我们看到，也许是因为美国在竞争文化方面发展得最为典型，所以，它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可以说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把竞争文化诠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攻伐方面还是炫耀武力和擅长于军事干预方面，都在不懈地用其行动去诠释竞争文化。正是因为美国所信奉的是竞争文化，所以，在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的几乎一切事务上，都采用竞争行为模式。当国内的竞争激荡出某种巨大的力量时，也就是说，在达到了它自身无法容纳的程度时，就会向外部释放，从而使世界陷入动荡之中。其实，从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所有表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竞争文化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在竞争文化的驱使下，才无时无处不去开展与所有国家的竞争。至于谁做了美国的领导人，只不过在竞争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即便是在美国所宣称的所有合作中，也都是用竞争行为去表现合作的。如果以为它使用“合作”一词是欺骗的话，那肯定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合作本身不仅包含着竞争，而且是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把竞争当成了合作也是真诚的。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条件下，竞争文化是一个死局。如果美国因为对竞争文化的信仰而坚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将这盘棋下下去的话，就必然会破坏下棋的规则，即破坏竞争的规则。事实上，从近年美国的诸多表现看，它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往往采取极端化的竞争手段，这说明其竞争行为已经不再受到竞争文化的规范，竞争文化所要求的理性行为已经被非理性的狂妄、傲慢等行为所代替。比如，被人们谑称为“退群”的行为，就是极端不理性的做法。因为，许多关涉全球问题的国际性组织都是在全球性风险日益增大条件下产生的，尽管这些国际组织并不能扭转人类滑向风险社会的进程，但在处理一些专业性范围的全球性风险，甚至在减缓风险社会迅速恶化的步伐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下，美国总是以自身的即时利益实现状况为依据而去作出行为选择，根本不考虑这些国际组织对于全球性的、人类整体上的利益的意义。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显然是对竞争文化的破坏。
如前所述，竞争文化对竞争行为是有着规范作用的。当美国在风险社会的条件下，甚至在处理危机事件（如在2020年瘟疫流行中的诸多表现）的时候以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去表现它所拥有的那种竞争文化，其实是已经不愿意再接受竞争文化的规范了。因为，竞争文化中的契约精神以及对竞争规则的遵守，都被它所抛弃，因而，也就是对竞争文化的破坏。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生产出了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更深了。应当承认，美国是因为拥有了典型性的竞争文化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在竞争中确立起了霸权地位，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之所以它近一个时期表现出了拒绝竞争文化规范的状况，是因为它感受到了霸权受到了威胁。阿明指出：“无论人们怎么想，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维持它在世界霸权中获得的优势。”其实，对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威胁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社会本身对美国霸权构成了挑战。但是，美国因为囿于竞争思维而把对它的霸权威胁误解成了他国、他人等。
当然，表面看来，美国的世界霸权“这个战略目标受到了世界经济中竞争力量的侵蚀，也受到了因维持这种地位而支付昂贵代价的威胁。既然两极世界的原则不复存在，对所谓的更多的‘敌人’进行干涉也就必然要增多……如果必要，通过分裂国家来削弱‘潜在敌人’，通过使其内部不停地冲突来消耗尽敌人的力量，就可能有助于降低干涉的必要性。一直为快速干涉寻求理论基础的地域政治学，以及控制世界上最重要自然资源的军事战略是美国不愿放弃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至少目前不愿意……因为华盛顿（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失去了政治霸权，美国的经济特权地位，特别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可以使其他国家为美国进行赤字融资）就不能再维持下去。有人认为，美国缺少施加强权所必要的金融手段，因为国内压力迫使美国减少对外干涉费用。但是，他们忘了美国霸权同时也保持有利资源流入美国的最好的方法”。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世界的变数增加。也就是说，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的做法生产出了什么样的风险却是它无法预知的，也是它无法认识和无法掌控的，而且这些风险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射到它自己身上，也是无法作出判断的。所以，为了维护既有的世界霸权而作出了非理性的竞争行为选择，是不可能仅仅把风险加予他人、他国而独善其身的。
从现实来看，美国用竞争行为去破坏竞争文化的做法也许不会立即显现出对自己不利的问题，但是，就它制造出了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而言却是不可否认的。如前所述，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情况看，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一直是在破坏竞争规则，几乎是对所有传统盟友都进行了经济上的掠夺。这就是对竞争文化的过度诠释，实际上也是对竞争文化的破坏。不过，如果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看的话，这也许是竞争行为走向疯狂的一种状态。工业社会因为拥有竞争文化而成为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走向没落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告别工业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出现了某种“回光返照”的状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无赖，他可以把所有的恶劣的事情都做尽，但他必须保证自己不触犯法律、不遭遇牢狱之灾。但是，这个无赖有一天做出了疯狂的犯罪之事，也就是破坏了他做无赖的底线，因而成了罪犯。竞争文化与竞争行为就是这种关系，也就是说，竞争文化为竞争行为框定了一个范围，而近年，美国在全球开展竞争的时候突破了竞争文化为它划定的范围。
在“必然性”的意义上，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必须通过合作去创造生存的机会，而不是在竞争文化的语境下去把他人当作对手。然而，在竞争文化必然衰落的过程中，通过竞争行为去破坏竞争文化，使竞争文化原先所具有的那些积极方面受到冲击，对于一种新兴的替代性文化的出现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如地震把旧的建筑变成了废墟一样，只是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是极其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在风险社会中遭遇更多的危机事件。可以确定无疑地说，美国近一个时期表现出的竞争行为疯狂化的状况，特别是美国在2020年全球性瘟疫大流行期间的诸多既突破法律也突破道德底线的表现，必将引发人们对竞争文化的反思，并会提出抛弃竞争文化的要求。那样的话，合作文化的生成也就有了较为厚实的主观基础了。
文化的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行程，考虑到竞争文化是在人类社会长期的竞争行为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终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人类的合作行为也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每当共赴危难时，人们都是乐意于合作应对那些困难的。之所以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时看不到人们乐意于合作的表现，是因为人们在竞争文化中浸淫甚久。比如，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美国之所以成为最不愿意合作的国家，是因为它拥有着最为典型化的竞争文化。我们认为，这不是由谁做美国的领导人决定的，而是由它所拥有的竞争文化决定的。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美国社会是最为典型的竞争社会，人们受到了竞争惯性的支配，越是在危难当头的时候，越是把竞争行为发挥到极致。不过，我们相信，经历过2020年的瘟疫大流行之后，在美国社会中会产生出理性的声音，会对美国在这次瘟疫流行期间的表现作出反思。那样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合作行为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就会为合作文化建构而进行谋划。
其实，从20世纪后期的学术研究来看，探讨合作的文献迅速增多，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合作的意义，或者说，已经触摸到了人类将要从竞争的社会走向合作的社会的变动脉搏。阿克塞尔罗德是一位研究合作问题的著名学者，尽管他是在竞争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是站在竞争的角度去看合作的，而且他关于合作的界定也存在着非常模糊的问题，但是，他对竞争条件下的一种“异化”了的合作的分析则是非常有见地的。阿克塞尔罗德关于国际关系上的合作复杂性的探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显然意识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行为模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选择，所以，他需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破解去寻找合作的可能性。他说：“什么力量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变得更不以自我为中心，愿意为了合作行动收益或者全球化进程放弃一部分自治权利。”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阿克塞尔罗德所得出的是一种附庸型的合作。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合作，因为，真正的合作必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而阿克塞尔罗德所看到的所谓合作却是一种建立在威胁、支配、控制等前提下的利益共生关系。
阿克塞尔罗德提出了一个“进贡模型”去解释那种异化了的合作。这个所谓进贡模型所反映的也正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后的历史。显然，美国崛起后并未把占有他国的领土作为对外行动的主要目标，而是不断地通过战争以及战争威胁去占有他国的财富。一方面，通过战争可以直接地掠夺他国的财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战争的威吓效应迫使他国进贡。“一个单独的行动者可以要求其邻国支付报酬，威胁说如果不支付，随之而来的将是战争。”阿克塞尔罗德是将通过这种威胁获得进贡的做法称作合作的。事实上，美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而且美国的政治家也将此视为一种合作的典范。至于为什么美国总能够成功地开展这种合作，是因为“虽然领土不会换手，战争对双方也都有损害，但是对较弱的一方损害更大。于是模型的核心就是进贡模型，行动者可以通过进贡支付从其他人那里夺取资源，并且用这些资源再去争夺更多的资源。联盟也是允许的，所以行动者可以一同工作。独立的个体行动者集合是否会变成一个集聚的稳定的行动者，主要看进贡体系的动态：行动者的组合是否表现出一个单独行动者那样的功能，也要看出现的联盟模式是否导向稳定的协调行动”。
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每一次美国对中国有所要求的时候，就会派出航母战斗群到中国的东海、南海游弋，或者，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从而获得它所想要的东西。比如，购买美国政府债务就是典型的进贡方式，而且是纯粹的进贡，因为这种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赎偿的。当然，这仅仅是“进贡”的一种方式，具体的进贡方式不胜枚举。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做法屡试不爽，总能达成其目的。处于第三世界的进贡国，特别是那些希望谋求发展的国家，也愿意这样做。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进贡”去缓和冲突，以求赢得一些发展时间。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为了掩饰这种以逼迫进贡的方式而实施的敲诈，往往也会雇用一大批所谓专家去进行合理性证明，而且在平时也非常注重培养和扶植一批这样的专家，并让他们能够对进贡国的领导人产生影响，让领导人接受这种进贡，并认为这是必要的，是可以得到直接的经济回报的，从而使领导人不仅愿意进贡而且乐意于进贡。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仅出于国家得到保护的目的而进贡，就自己的位置而言，也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否则，美国就有可能通过颠覆政权的方式去更换其领导人了。这就是阿克塞尔罗德所揭示的国际合作的真实状况。
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发现，“行动者相互之间依据过去的行动建立起或多或少的承诺。这些承诺可以被视作是心理过程……或者是政治规则……行动基于简单的决策规则而不是博弈理论考量的最优选择。因为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理性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合作过程中，往往是基于历史经验作出决策并开展合作的。“行动者的行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为他们在交换作用中积累了历史经验，会把简单决策规则运用到这些积累的数据上。”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威胁使用战争、被迫进贡而形成一种通过简单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如果说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与其他国家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合作关系都被各种各样的说辞掩盖了起来的话，那么，随着特朗普上任后，则将其性质公开地宣示了出来。无论是在北约的财务分配问题上争论，还是与日本、韩国在保护费上的议价，关于北美自贸区的重新谈判，以及对中国的贸易战等，都直白地表达了进贡的性质。这就是阿克塞尔罗德的这个“进贡模型”所揭示的国际合作。其实，这种合作的要义就在于进贡，完全是一种财富掠夺方式。
就上述“进贡模型”来看，似乎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为什么阿克塞尔罗德会在“合作的复杂性”这样一个议题下来探讨合作的问题？因为这种合作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做出的。虽然所有与美国建立起这种合作关系的国家都是进贡者，但有些国家是以盟友的角色出现的。为此，阿克塞尔罗德引入了“承诺”这一因素去对合作展开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描述。阿克塞尔罗德分析道：“承诺由过去它们选择支付或者战争所决定，也对未来它们支付或者战争产生影响。……如果两个个体行动者发生战争，相邻的行动者就会加入它给予承诺更多的一方。如果它对需求者和目标对象的承诺水平是一样的，它就会保持中立。如果它确实加入了一方或另一方，它就会按照自己承诺的比例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财富）。”当然，对名义上是盟友而实际上仍然是进贡国的那些国家来说，会作出一种类型的承诺；对于受保护的国家来说，则会作出另一种类型的承诺；对于那些直接发出威胁的国家来说，会再有一种类型的承诺。可以说，承诺的形式和内容是多样的，但就其实质来看，无非“欺凌”和“合作欺凌”。这就是国际合作的现状。
我们说这是一种欺凌而不是合作，可是，阿克塞尔罗德为什么会将其称为合作呢？是因为这种欺凌有了承诺的支持而表现出一种自愿的特征。“一个国家经常要承诺帮助它的‘守护者’，无论出于选择还是强迫……反过来，‘守护者’国家提供保护也是常见的事，因为它要保护未来的收益。”当然，为了扮演好“保护者”的角色，就需要假想一个（些）敌人，或制造出那个（些）敌人。比如，要让“北约”的存在得到合理性证明，就必须让西欧各国认识到东方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敌人。即便西欧各国不认为那是敌人也必须接受，因为，它们不接受这个敌人就会立即树立起一个真正的敌人。
我们在此集中地介绍了阿克塞尔罗德关于合作的观点，目的是要说明：其一，在学术界，研究合作的问题已经蔚为风气；其二，当前关于合作的研究在立场上和认识上都是存在着问题的。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关于合作的研究都没有从风险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耽于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之中去认识合作，而且，许多研究者是带着竞争思维去看合作的，我们甚至看到一种对竞争与合作进行折中的做法，竟然发明了所谓“竞-合”的表达式。从学术上看，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荒唐的做法，它对当前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肯定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从哲学上看，一切竞争行为的主体都是个体性的存在，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抑或国家，都只有在具体个体性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竞争行为的主体，才会开展竞争。同样，竞争文化也就是个体性文化，或者说，是个体性存在及其行为的意识形态形式。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个体性的存在，因为，整个人类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竞争行为的主体消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判断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个体性哲学及其文化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所导向的是合作文化的建构。
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人类已经走出了工业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那么，风险社会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告别竞争以及竞争文化，并建构起合作文化和合作行动模式。我们认为，竞争文化是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形态，是必然要在人类历史演进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而被另一种文化类型或文化形态所替代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深植于风险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共生共在的需要，将是合作文化兴起的客观前提。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类只有用合作文化去替代竞争文化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如果我们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竞争”与“合作”两个概念并用以考察人类发展史，可以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人的关系是包含着竞争和合作两个方面的。这两个方面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中的，工业社会打破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虽然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但工业社会却开辟出了一条用制度、规则体系去规范竞争的道路，并形成了竞争文化。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竞争行为开始对竞争文化形成否定，而且这种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强。特别是近年，当竞争行为显现出了某种疯狂的迹象时，不仅是对竞争文化的否定，而且对竞争行为自身也构成了否定。这种竞争行为突破了竞争文化的规范，不仅造成了社会风险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势头，而且也使由竞争行为与竞争文化所构成的体系出现了裂隙而无法再顺畅运行。竞争行为中的自相矛盾和冲突以及竞争文化消极方面的裸露，都意味着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发生了。人类在风险社会中如何生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确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理念，只有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才有可能获得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